我认识老陈是在二〇一七年的深秋，那时我为了写一篇关于传统手艺人的报道，跑遍了城里的老年公寓。有人告诉我，城西那家有个怪老头，整天抱着一把老算盘，从早打到晚。
老年公寓是九十年代的老建筑，墙上的绿漆剥落成不规则的地图形状。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据说比这房子年纪还大。树下一个穿着藏蓝色旧中山装的老人，背微微佝偻着，坐在小马扎上。他面前的石凳上放着一把红木算盘，木框被摩挲得油亮，十三档，上二珠下五珠，有几处的珠子颜色明显深些，是常被手指触碰的位置。
“一上一，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他念着口诀，声音干涩得像秋风扫过落叶。手指在算盘上移动，指节粗大，皮肤上布满了老年斑和纵横的沟壑。但那动作却出奇地稳，每粒珠子拨到位置时的咔嗒声，清脆、准确，像是在给时间打着节拍。
我在他旁边站了十分钟，他完全没察觉。最后是树上一片枯叶飘下来，落在算盘上，他才抬起头。
“找谁？”他问，眼睛很混浊，但看人时有种奇怪的穿透力。
我说想听他讲讲算盘的事。他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答应了。然后他挪了挪身子，让出半截马扎：“坐吧。”
那天下午，阳光斜斜地穿过槐树枝丫，在他脸上投下跳动的光斑。他说话很慢，常常说几句就停下来，手指无意识地拨动算盘珠子，好像在从那些圆润的木珠里寻找接下来的词句。
他叫陈保国，一九六四年生人。这个开头让我惊讶——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至少十岁。
一 珠响（1949-1958）
保国出生在江苏北部一个叫陈家庄的村子。村子不大，三十几户人家，黄土墙，茅草顶，村口有条瘦瘦的河，河水一年里有半年是浑的。他爹陈德才是村里少有的识字人，年轻时在县城布庄当过学徒，打得一手好算盘。后来布庄倒闭，他回到村里，用积蓄开了间杂货铺，卖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
铺子不大，进门左手边是齐腰高的柜台，柜台上总放着那把红木算盘。算盘是陈德才从布庄带回来的唯一物件，边框四角包着铜皮，已经磨得发亮。柜台后面是一排货架，贴着手写的标签：粗盐、红糖、煤油、火柴。空气里常年弥漫着混合的气味——煤油的刺鼻、红糖的甜腻、还有木头受潮后淡淡的霉味。
保国六岁那年春天，陈德才把他叫到柜台前。那天刚下过雨，屋檐还在滴水，滴滴答答，和远处货郎摇的拨浪鼓声应和着。陈德才什么也没说，只把算盘推到他面前。算盘很重，六岁的保国要用两只手才捧得起来。
“学这个，”陈德才终于开口，声音低沉，“饿不死。”
保国的启蒙是在煤油灯下开始的。每天晚上，铺子打烊后，陈德才就把柜台收拾出一块地方，父子俩面对面坐着。陈德才教得严格，手法不对要打手板，口诀背错要重背十遍。保国的手小，够不着整个算盘，就从最右边开始，一档一档地学。
“一上一，就是加一。”陈德才的大手覆在保国的小手上，带着他拨动那颗底珠。珠子是檀木的，沉甸甸，凉丝丝。“一下五去四，就是加四的时候，下面满五了，要进一位，去掉四。”
保国学得快，七岁就能帮爹算账了。他最喜欢赶集的日子，十里八乡的人来买东西，爹在前面招呼，他趴在柜台后面记账。人家买两斤盐、半斤红糖、一盒火柴，他小手飞快地在算盘上拨动，嘴里脆生生地报出价钱：“一共一毛三分钱！”
顾客常常逗他：“小掌柜，算错了咋办？”
保国就挺起小胸脯：“错了不要钱！”
陈德才在旁边卷烟，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是柔和的。有时他会纠正：“保国，红糖是一毛二一斤，不是一毛三。”
保国赶紧重算，小脸涨得通红。这时候陈德才会从糖罐里捏一小撮红糖，放在他手心。红糖在舌尖化开的甜，和算盘珠子清脆的响声，成了保国童年最清晰的记忆。
一九五八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八月刚过，风里就带了凉意。那天保国正在后院劈柴，听见前头铺子里声音不对——不是平时买卖的交谈声，而是一种尖锐的、陌生的嗓音。
他扒在门缝上看。铺子里站着三个穿灰色制服的人，为首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脸很白，像没晒过太阳。陈德才站在柜台后面，腰微微弯着，是保国从未见过的姿势。
“陈德才，你这铺子开了多少年了？”眼镜问。
“十、十二年。”
“十二年。”眼镜重复了一遍，从随身带的皮包里抽出个本子，“按政策，你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
陈德才的脸一下子灰了。他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所有货物充公，店面封存。”眼镜说完，朝另外两人摆摆手。那两人就开始搬东西，盐罐、糖罐、煤油桶......一样样往外搬。
保国看见爹的手在柜台下面抖。突然，爹像是想起什么，猛地转身，一把抓起柜台上的算盘，想往怀里藏。
“干什么！”眼镜一个箭步冲过来，夺过算盘，“这也是生产资料，要充公！”
“同志，这、这就是个老物件......”陈德才的声音在发抖。
眼镜把算盘举起来看了看，忽然笑了：“还是红木的，包铜皮，好东西啊。”他把算盘递给旁边的人，“收好了，这可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战利品。”
算盘被拿走了。保国永远记得它离开柜台时发出的最后一声响——那个人没拿稳，算盘磕在门框上，“哐当”一声，然后是一阵杂乱的珠子滚动声。后来保国才知道，那一磕，磕掉了两颗珠子。
那天晚上，陈德才没吃饭。他蹲在门槛上抽旱烟，一锅接一锅。烟雾在月光下缓缓升起，散开，像是把什么东西从身体里抽走了。保国躲在屋里，从窗户往外看，只看见爹佝偻的背影，和地上那个越拉越长的影子。
半夜，保国被咳嗽声惊醒。他爬起来，看见爹趴在床头，咳得整个身子都在抖。煤油灯忽明忽暗，灯影里，爹的手心里有一摊暗红色的东西。
“爹......”
陈德才摆摆手，用破布擦了擦手，然后从床底下拖出个木箱子。他在箱子里翻找很久，最后拿出一个蓝布包袱。层层打开，里头竟是那把算盘——缺了两颗珠子的算盘。
“他们没仔细看，”陈德才的声音嘶哑，“掉的那两颗珠子，我捡回来了。”
他从怀里掏出两颗檀木珠子，放在算盘旁边。珠子在煤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保国，你来。”
保国走过去。陈德才握着他的手，把两颗珠子一颗一颗按回原位。有一颗的竹签断了，陈德才就用细铁丝固定。他的手抖得厉害，铁丝几次对不准孔。
“好了。”最后他说，把算盘放到保国手里，“明天一早，你带着这个，进城找你姑。地址在包袱里，还有五块钱，我存的。”
“爹......”
“别说话，听我说。”陈德才的眼睛在昏暗的光里异常地亮，“城里日子再难，也比这儿强。这把算盘，你收好。人在，算盘在。听见没？”
保国点头，眼泪滴在算盘上。
“不许哭。”陈德才抹了把脸，也不知抹的是汗还是泪，“记住，珠子少了能补，人活着，就什么都能从头再来。”
第二天天没亮，保国就上路了。包袱里是两件换洗衣服、五个窝头、五块钱，还有那把用蓝布裹得严严实实的算盘。他走出村子时回头看了一眼，家的方向，炊烟刚刚升起，细细的一缕，很快就被风吹散了。
二 珠涩（1959-1965）
保国走了整整三天才到徐州。鞋磨破了，脚上全是血泡，五个窝头早就吃完，最后半天是靠喝河沟里的水撑过来的。找到姑姑家时是傍晚，他敲门的手抬起来又放下，最后还是轻轻敲了三下。
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脸很瘦，眼睛很大。她盯着保国看了好几秒，突然“啊”了一声：“保国？你是保国？”
姑姑家住在纺织厂的筒子楼里，十二平米的房间，用布帘隔成两半。姑姑、姑父、两个表弟一个表妹，再加上保国，六口人就挤在这个小空间里。姑父在厂里烧锅炉，是个话很少的男人。他看了保国一会儿，又看了看保国怀里紧紧抱着的包袱，只说了一句：“留下吧。明天跟我去厂里问问，看能不能当个临时工。”
保国在纺织厂找到了活——搬棉纱。棉纱捆每个都比他高，压在背上，能听见脊椎“嘎吱”作响的声音。一天下来，肩膀磨破了，汗水浸着伤口，火辣辣地疼。但保国不吭声，他总想起爹佝偻的背影，和手心里那摊暗红色的东西。
晚上，等一家人都睡了，保国会悄悄爬起来，揣着算盘到锅炉房后面。那里有盏路灯，光线昏黄，勉强能看清算盘珠子。天冷的时候，手指冻得僵硬，拨珠子时又涩又疼。但他不肯停，从一加到一百，再减回来，一遍又一遍。
他怕自己忘了。忘了口诀，忘了手法，忘了爹握着他的手教他“一上一”时，掌心粗糙的温度。
一九六二年，保国十六岁了。个子蹿高了一大截，肩膀也宽了，能一次扛两捆棉纱。厂里看他勤快，让他学着记仓库的出入账。账本很旧，边角都卷了起来，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有些已经模糊了。
保国领到了一支新钢笔和一瓶蓝黑墨水。第一次记账时，他的手在抖——不是累，是紧张。他先在草纸上打了好几遍草稿，确认无误了，才敢往账本上写。钢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音，和算盘珠子的“咔嗒”声应和着，让他莫名地安心。
姑姑有时会看着他打算盘，看很久，然后叹口气：“保国，你这孩子，心里有事。”
保国不说话，只是低头拨弄珠子。有些事，说不出来，只能算进去。
一九六六年春天，厂里的气氛开始变得奇怪。大字报突然多了起来，贴满了食堂外墙。保国不识字太多，只能看懂一些词：“革命”、“打倒”、“批判”。他问姑父什么意思，姑父只是摇头：“少打听，多干活。”
但有些事情是躲不掉的。那年八月，保国二十岁生日刚过没多久，厂里开大会。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礼堂挤得水泄不通。保国站在最后面，看见台上押了几个人，车间主任老刘也在里面。老刘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半，脖子上挂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字，还画了红叉。
有人喊：“陈保国！陈保国上来！”
保国的心猛地一跳。他被人群推着往前走，一直推到台前。喊他的是厂里革委会的副主任，姓孙，平时说话总是笑眯眯的，今天却板着脸。
“小陈，你是仓库记账的，字写得好。”孙副主任递给他一个本子和一支笔，“今天你负责记录，记下这些牛鬼蛇神的罪行！”
保国接过本子，手开始抖。他抬头，正好撞上老刘的目光。老刘五十多岁了，平时对保国很好，有次保国发烧，还是他批的假条，还让食堂给做了一碗热汤面。现在老刘看着他，眼神里有哀求，有恐惧，还有一丝保国看不懂的东西——好像是歉意。
“快点记！”孙副主任推了他一把。
保国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翻开本子，第一页是空白的，那么白，白得刺眼。钢笔在他手里，重得像块铁。
突然，他蹲下身，捂着肚子，五官都皱在了一起：“我、我肚子疼......要拉稀......”
孙副主任愣住了。台下有人笑起来。保国趁着这个空当，弓着腰，挤开人群往外跑。他跑得飞快，像有什么东西在追他。跑过车间，跑过仓库，一直跑到废料场。这里堆着废旧的机器和烂棉纱，平时很少有人来。保国瘫坐在一堆烂棉纱上，大口喘气。喘着喘着，眼泪就出来了。他不敢哭出声，只是肩膀一耸一耸的。哭了很久，他想起了什么，从怀里掏出算盘——他不知什么时候把它带出来了。
算盘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保国开始拨珠子，没有口诀，不成章法，就是胡乱地拨，拨得珠子乱跳乱响。声音在寂静的废料场里回荡，清脆又孤独。
突然，一粒珠子卡住了。保国用力拨，还是不动。他凑近了看，发现是当年用铁丝固定的那颗珠子，铁丝松了，珠子歪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