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常委会会议室的门厚重而沉实,隔开了走廊里偶尔的脚步声。七月的阳光被深色窗帘过滤成一片朦胧的光晕,投在光洁的枣红色长条会议桌上。空气里混杂着烟草、茶叶和旧纸张的气息,沉闷而凝重,仿佛也被窗外灼人的暑气浸透了。
李达康坐在靠门一侧的角落,面前摊开一本崭新的会议记录簿,一支黑色钢笔压在纸页上。这个位置既不显眼,又能清晰地听到所有人的发言。他腰背挺直,目光落在记录簿的横线上,耳廓却捕捉着会议室里的每一丝声响——茶杯与杯托轻微的碰撞,翻阅文件时纸张的窸窣,以及那几乎凝固的、预示着交锋的寂静。
椭圆桌的主位空着。常委们陆续入座,彼此间点头致意,低声交谈,但气氛并不松弛。省军区政委与政法委书记低声讨论着什么,眉头微蹙;主管农业的副省长翻看着手里的材料,不时用红笔画上几道;纪委马书记则面色沉静,指间夹着一支未点燃的香烟,目光投向窗外的某个虚空点。
“吱呀——”
门被推开,赵立春走了进来。他依旧穿着那身灰色中山装,步履稳健,脸上带着惯常的、看不出情绪的平静。所有人停止了交谈,目光汇聚过去。
赵立春在首位坐下,目光环视一圈,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切入正题:“同志们,今天临时加开这个会,就一个议题: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工作,下一步怎么走。前期,几位领导分头做了调研,情况大家都有些了解。今天畅所欲言,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把思路理清楚。”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定调的力量。会议室里更静了,只有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嗡鸣。
刘省长清了清嗓子,第一个开口。他语调平缓,带着主管经济工作特有的审慎:“我去了平西。那边平原多,人口集中,几个试点村通水后,老百姓反响确实不错,促进了卫生习惯,也解放了部分劳动力。但是——”他话锋一转,“一进入丘陵地带,问题就来了。水源不稳定,季节性缺水严重,管道铺设成本陡增。更关键的是,部分群众对后续的水费收缴有顾虑,担心用不起。我的看法是,工作要扎实,不能冒进。当前阶段,应集中力量,先把平原地区这个‘基本盘’巩固好,做出实效,积累经验,再考虑向更困难的地区延伸。饭,要一口一口吃。”
他的发言理性、务实,立刻得到了几位与会者的微微颔首。
话音未落,坐在他对面的张副省长接过了话头。与刘省长的沉稳不同,他的语速较快,带着明显的焦虑:“刘省长说的是平西,我跑的是平东。情况更不乐观!平东工业底子薄,几个县的财政,发工资都紧巴巴的,哪来多余的钱搞大规模水管铺设?下面同志跟我倒苦水,说修路的专项资金都还没完全到位。我的意见是,现阶段在平东这类地区,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培育税源。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地方财政宽裕了,这些基建项目,才是水到渠成。否则,强行上马,只能是债台高筑,或者搞出半拉子工程。”
财政的刚性约束被赤裸裸地摆了出来,会议室的空气似乎又沉了一分。
纪委马书记掐灭了手里一直没点的烟,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纪委干部特有的冷峻:“我调研的天峦地区,发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苗头。个别乡镇,把清理几口老井、建个简易水塔,就包装成‘自来水入户工程’上报,以此套取上级的专项补助。虽然金额不大,但性质恶劣,反映了在缺乏有效监督和统一标准的情况下,极易滋生虚报冒领、偷工减料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如果省里决定推动这项工作,纪律和监督必须挺在前面,方案未定,规矩要先立起来。否则,好事可能办成坏事,民心工程可能变成民怨工程。”
廉政风险像一盆冷水,让先前讨论“怎么干”的热度降了几分。随后,省军区政委、政法委书记、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等人也陆续发言,角度各异。有从社会稳定角度强调民生工程重要性的,有从城镇化角度建议优先保障城郊接合部的,也有提醒要注意与未来国家可能出台的“三通”政策相衔接的。
李达康的钢笔在纸面上快速移动,发出“沙沙”的轻响。他记录得极其认真,不仅记下观点,还尽量捕捉发言者微妙的语气和关键词。他能感觉到,会议室里看似平和的讨论下,暗流正在涌动。不同的观点,背后是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利益的考量,是对有限资源争夺的预演,也是对未来发展路径不同思路的碰撞。
而自始至终,赵立春都只是听着,偶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记下一两个字,表情平静无波,让人猜不透他更倾向哪一种意见。
直到最后一位发言者结束,会议室里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有些微妙的沉默。所有人的目光,有意无意地,再次投向主位。
赵立春这时才放下手中的钢笔,身体微微后靠,目光掠过众人,最后落在了角落里的李达康身上。
“达康,”他开口,声音平稳,“把之前让你准备的那份关于全省通水工作的调研报告,给各位领导同志每人发一份。”
“是。”李达康应声起身,从随身携带的牛皮纸文件袋里,取出一叠装订整齐的报告复印件。他步伐平稳,依次走到每位常委身边,将报告轻轻放在其面前的桌面上。递送时,他眼帘低垂,动作规矩,没有与任何人有眼神接触,完美地扮演着一个无声的工具角色。
然而,当报告分发完毕,他坐回座位时,却能清晰地感受到,好几道目光在他身上短暂停留。那些目光里,有审视,有好奇,也有不加掩饰的质疑——一个刚入职半年的秘书,写的东西,也配在常委会上讨论?
常委们低下头,开始翻阅报告。起初是快速的浏览,很快,翻页的速度慢了下来。有人扶了扶眼镜,凑近细看其中的数据表格;有人手指停在某一段落,眉头蹙起;有人则下意识地拿起茶杯,喝了一口,目光却未从纸面上移开。
会议室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哗啦声,以及偶尔一声沉重的呼吸。
赵立春耐心地等待着,直到大多数人抬起头,将目光重新投向他,他才缓缓开口:“达康同志的这份报告,可能有些同志看了,会觉得……不够振奋,甚至有点‘泼冷水’。”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但我认为,他至少做到了两点:一是接了地气,数据都是从水利、地质、财政等部门调取的一手资料,也听取了基层技术人员的意见;二是讲了实话,把我们汉东省‘两山夹一川’的自然家底,把平原、丘陵、山区的差异,把家财力、技术力的现实约束,都摆在了明处。”
他的语气逐渐加重,带上了决策者的决断:“我的意见是,全省通水,势在必行,这是关系到几千万农民兄弟基本生活、关系到农村长远发展的大事。但怎么通?不能一刀切,不能搞大呼隆。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期推进。”
他具体阐述道:“基础好的平原地区,比如杏花村所在区域,要加快进度,形成示范,争取明年大部分村庄通水入户。丘陵过渡地带,可以根据水源和居住情况,采取联村供水、小型集中供水等多种形式,稳步推进。而广大的深山偏远地区,”赵立春的语调变得格外沉稳,“当前首要任务,不是追求‘自来水到户’这个形式,而是必须确保‘饮水安全’这个底线!通过修建蓄水池、改造水井、建设公共取水点等切实可行的方式,先让老百姓喝上干净水、放心水。等技术更成熟、财力更充裕时,再解决入户问题。总的原则是:规划先行,分区施策,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赵书记这个思路,我赞成。”省军区政委率先表态,声音洪亮,带着军人特有的干脆,“这份报告把困难讲透了,方案也提得实在。不唱高调,不搞虚的。我们军区在不少偏远山区有驻地,清楚那里的实际困难。如果省里决定按这个方向推进,军区可以协调一部分工程力量和运输车辆,支援地方的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特别是急难险重的任务,子弟兵应该顶上去。”
军方领导明确而有力的支持,让会议的天平发生了微妙的倾斜。赞同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主管农业的副省长点头道:“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符合农业发展规律,也符合我们省财力物力的现状。”
然而,就在气氛似乎趋向一致时,一个低沉而严肃的声音响了起来,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
“赵书记的意见,以及达康同志这份报告,我都仔细听了、看了。”说话的是省委副书记,他年资颇深,面容清癯,此刻眉头紧锁,手指轻轻点着面前的报告,“想法是好的,考虑也细致。但是,我仍然保留意见,或者说,我反对现在就在全省层面推开这项工程,无论是哪种形式。”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李达康握笔的手微微一顿,旋即更加专注地记录。
“我反对,基于三点理由。”他伸出三根手指,语气不急不缓,却自有分量,“第一,执行力问题。‘分区施策’、‘分期推进’,听起来完美,但意味着我们需要为不同地区制定至少三套不同的实施方案、技术标准、验收流程。这需要省里成立一个强有力的、跨部门的协调机构,需要大量精通业务、又熟悉地方情况的干部去落实、去督导。我们现有的行政资源,尤其是基层的人力,扛得起这么精细、这么复杂的项目管理吗?很可能结果是,方案写在纸上很漂亮,到了下面,要么简单粗暴‘一刀切’,要么互相推诿,迟迟动不起来。”
“第二,还是钱的问题。”他放下第一根手指,“报告里做了成本测算,很详细,也正因为详细,才更触目惊心。就算只保障‘饮水安全’,在山区修建那些蓄水池、净化设施,也是一笔巨款。钱从哪里来?省财政的家底,在座的都清楚。向中央要?理由是什么?靠地方自筹?平东、天峦那些贫困县,能筹到多少?如果资金无法足额、及时到位,工程就会打折扣,就会虎头蛇尾,最终受损的,还是老百姓的信任和政府的公信力。”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的目光变得锐利,扫过纪委马书记,又回到赵立春脸上,“廉政风险。马书记刚才提到了天峦的情况,那还只是小打小闹。一旦全省铺开,成千上万个项目点,涉及庞大的资金流、物资流。招标、采购、施工、验收……每一个环节,在缺乏完善监督体系的情况下,都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我们有没有一套成熟的、能覆盖到最基层的监管方案?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审计、去核查?如果因为急于求成,导致工程上马、干部下马,那这个责任,谁来负?”
他总结道,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荡:“所以,我的看法是,在当前基层经济基础薄弱、配套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不宜在全省层面推开这样一项耗资巨大、涉及面广的基建工程。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财力、人力,更加聚焦于发展生产、培育产业、增加就业上。老百姓腰包鼓了,基层治理能力上去了,监督的篱笆扎紧了,到时再来做这些事,才是水到渠成,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现在仓促上马,风险远大于收益。”
一番话,条分缕析,逻辑严密,直指核心矛盾。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连空调的嗡鸣都似乎消失了。所有人的目光在赵立春和副书记之间来回移动。先前倾向于支持的声音,此刻也带上了几分犹疑。
李达康飞快地记录着,字迹因为专注而略显凌厉。他没想到,自己那份基于“务实”和“技术”角度撰写的报告,非但没有统一思想,反而像一根导火索,引燃了更深层次、更根本的路线之争——是优先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短板,哪怕艰难;还是先夯实基础,等待“条件成熟”?是敢于承担风险,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还是求稳怕乱,避免任何可能的失误?
他悄悄抬起眼,看向主位。赵立春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手指无意识地在报告封面上轻轻敲击着,节奏平稳。他的目光深邃,望向椭圆桌对面那位言辞犀利的老搭档,也仿佛望向了更远处,那盘根错节的汉东政局,与莫测的未来。
李达康知道,这份“不合时宜”的报告,连同它引发的这场尖锐交锋,已经将他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秘书,悄然推向了风暴即将汇聚的前沿。他低下头,看着记录簿上密密麻麻的字迹,那不仅仅是一次会议的记录,更像是一份无声的宣言,宣告着他选择的这条“务实”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布满了荆棘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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