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东回到住处时，已经过了午夜。
楼道里的灯坏了，他摸黑上楼，脚步很轻，像怕惊醒什么。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屋里比外面还冷，一股霉味混着灰尘味扑面而来。
他没开灯，就着窗外雪光，走到桌子前坐下。
外面在下雪，细密的雪粒打在玻璃上，沙沙响。路灯的光透过结了霜花的窗户，在屋里投下模糊的光晕。李向东坐在光晕边缘，一半在光里，一半在暗处。
他抬起手，在昏暗的光线下看。
手上已经没有血迹了——在回来的路上，他在公共厕所的水龙头下洗了很久。水是冰的，刺骨，他把手搓得通红，皮肤都快搓破了。现在手上很干净，指甲缝里也没有残留。
但他总觉得还能闻到那股味道。
铁锈似的甜腥味，从皮肤深处透出来，洗不掉。
他从兜里掏出那两个信封。一个已经空了，钱给了刘淑珍一部分，剩下的交了房租和押金。另一个是完整的，五百块，加上之前预支的五百，一共一千。
他把钱拿出来，在桌上摊开。都是十元的大团结，崭新，挺括，在昏暗光线下泛着冷硬的纸浆光泽。他一张张数，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清点战利品，又像在清点罪证。
数到第三遍时，手又开始抖。
不是冷的，是别的。
他把钱推开，从桌子抽屉里拿出那个铁皮盒子。盒子冰凉，在手里沉甸甸的。打开，红绒布上，那枚三等功奖章静静躺着。
他拿起奖章。
铜质的，有些分量。红色珐琅部分有几处细小的剥落，露出底下暗黄的铜底。他记得刚拿到这枚奖章时，它是崭新的，红得耀眼，在阳光下能晃人眼。
现在它旧了，锈了，像他一样。
他用袖口擦拭奖章。袖口沾着煤灰，在奖章上留下淡淡的灰痕。他擦得很用力，反复擦，仿佛想把那些锈迹擦掉，想把时间擦掉，想把今晚擦掉。
但锈迹还在。那些细小的剥落还在。
就像他手上那洗不掉的血腥味。
“李向东同志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出色完成任务，特记三等功一次。”
颁奖时，政委念的颁奖词，他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他站在台上，穿着军装，胸口别着大红花，台下是雷鸣般的掌声。他觉得光荣，觉得值，觉得对得起这身军装。
现在呢？
现在他坐在哈尔滨一间漏风的出租屋里，用沾着煤灰的袖口擦拭这枚奖章，而兜里揣着一千块钱——是用暴力、用恐吓、用一个无辜者的血换来的。
奖章在指间转动，边缘有些锋利，划着皮肤。
他突然想起柱子。
不是战场上的柱子，是更早时候的柱子。1984年，新兵连，柱子还是个十七岁的孩子，第一次摸枪，手抖得厉害。
“班长，这玩意儿……真能打死人？”柱子问，眼睛睁得老大。
“能。”李向东当时说，“所以你要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那……要是敌人呢？”
“敌人也是人。”
柱子似懂非懂地点头。后来上了战场，柱子第一次杀人，吐了三天。李向东陪着他，在猫耳洞里，两人分着抽一根烟。
“班长，”柱子吐完了，脸色苍白，“那人……好像也有妈。”
李向东没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现在呢？
现在柱子死了，成了一枚更高级别的奖章，成了墙上一张黑白照片。而他李向东还活着，用柱子教他的道理——敌人也是人——去对付那些根本不是敌人的人。
为了什么？
为了钱。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漏雨的房子。
值吗？
他不知道。
窗外的雪下得更急了。风刮过窗缝，发出呜呜的声响，像谁在哭。
李向东把奖章放回盒子，扣上盖子。铁皮盒子扣合时“咔”的一声，在寂静的屋里格外清晰。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玻璃上结着厚厚的霜花，奇形怪状，像森林，像山脉，像他记忆里南疆那些被炮火犁过的焦土。他呵了一口气，霜花融化了一小片，露出外面漆黑的世界。
街道上空无一人。雪把一切都覆盖了，白的，干净的，仿佛今晚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他知道，发生了。
在马老板的录像厅里，那根木棍砸断人肋骨的声音；那个年轻人鼻梁碎裂的声音；血溅在手上的温热触感——这些都在，刻在他骨头里，洗不掉。
他突然很想抽烟。
从抽屉里摸出一包“哈尔滨”，抽出一根，点上。火柴划亮的一瞬，火光映亮了他的脸——疲惫，冰冷，没有表情。
烟吸进肺里，辣，呛。他很久没抽烟了，从退伍后就戒了。但今晚，他需要这个。
烟雾在冰冷的空气里升腾，盘旋，最后消散。
他想起郝瘸子的话：
“从今天起，你就是这条道上的人了。”
道上的人。
什么道？黑道？江湖道？还是别的什么，更肮脏、更不见光的道？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踏进去了，一只脚，然后是整个人。回不了头了。
抽完一根，又点一根。
第二根烟抽到一半时，他想起刘淑珍。
想起她那双深陷的眼睛，那双粗糙的手，那个漏雨的房子。想起柱子最后一句话：“班长……我妈……”
如果他告诉柱子，自己会用这种方式来兑现承诺，柱子会怎么想？
会理解吗？还是会失望？
李向东不知道。他只知道，柱子已经死了，不会说话了。而活着的人，要面对活着的问题——漏雨的房子，冬天的寒冷，一日三餐。
现实比道德沉重。
烟烧到手指，烫了一下。他扔掉烟头，用脚踩灭。
然后他走回桌边，拿起那一千块钱。
钱很新，纸浆味很浓。他闻了闻，试图从这味道里找到一点安慰，一点“值得”的证据。
但他只闻到纸的味道，冰冷的，没有生命的。
他把钱分成两沓。一沓五百，是今晚的“工资”。另一沓五百，是预支的。
预支。
这个词很有意思。预支未来，预支时间，预支自己还没挣到的钱。就像他预支了自己的良心，预支了那个锅炉工李向东的整个人生。
为了什么？
为了明天能去买水泥，买砖，找工人，给刘淑珍修房子。
为了一个死去的兄弟的托付。
为了让自己晚上能睡着——哪怕睡得不安稳，但至少能闭眼。
他把钱重新装回信封，塞到枕头底下。
然后脱衣服，准备睡觉。
脱到只剩秋衣时，他看见自己手臂上的伤疤。不是今晚的，是更早的——在南疆，弹片划过的，缝了七针。疤痕是暗红色的，凸起，像一条蜈蚣趴在皮肤上。
他摸了摸，疤痕有些粗糙。
那时候受伤，是为了保家卫国。光荣。
现在呢？
现在他也会受伤，也许很快就会。但不再是为了国家，是为了钱，为了郝瘸子，为了这条“道”。
光荣吗？
不，不光荣。甚至不体面。
但必须做。
他躺到床上，盖好被子。被子很薄，不暖和，他蜷缩起来，像子宫里的胎儿。
闭上眼睛，黑暗袭来。
但黑暗中，有光——是录像厅屏幕的光，闪烁，跳跃，映着周润发那张英俊的脸。然后屏幕黑了，变成一片漆黑，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灯，幽幽的，像鬼火。
接着是血。暗红色的，喷溅的，温热的，溅到他手上，脸上。
还有声音。木棍砸断骨头的声音，鼻梁碎裂的声音，人的惨叫，马老板的哭腔，观众的惊呼。
这些画面，这些声音，在黑暗里循环播放，一遍又一遍。
李向东睁开眼。
天花板上有水渍，也是黄褐色的，像一张模糊的地图。他盯着看，试图从那些不规则的形状里看出点什么——看出一条路，一个答案，一个让自己心安的理由。
但什么也没有。只有水渍，只有霉斑，只有时间侵蚀的痕迹。
就像他的人生。
他重新闭上眼睛。
这次，他看见柱子。
不是照片上的柱子，是临死前的柱子。眼睛亮得吓人，嘴角流血，说：“班长……我妈……”
然后柱子笑了，露出虎牙。
“班长，你咋也干这种事了？”
李向东想解释，想说我是为了你妈，为了你的托付。
但柱子摇摇头，笑容消失了。
“我不是让你这么干的。”
然后柱子转身，走进一片白光里，消失了。
李向东猛地坐起来。
浑身是汗，冰冷的，粘腻的。
屋里很静，只有他自己的呼吸声，粗重，急促。
窗外，天快亮了。雪停了，天空泛着一种冰冷的鱼肚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新的选择，新的暴力，新的钱。
他坐在床上，很久没动。
然后他下床，走到桌前，再次打开铁皮盒子。
奖章还在里面，静静地躺着。
他拿起奖章，走到窗前。天光渐亮，奖章在晨光里泛着暗沉的光，那些锈迹更明显了，像老年斑。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走回床边，从枕头底下拿出那个信封，抽出两张十块的。想了想，又抽出一张。
三十块。
他把这三张钱，小心地折好，放进铁皮盒子里，压在奖章下面。
然后他盖上盒子，扣好。
这是第一次。以后每干一次脏活儿，就往盒子里放一点钱。等盒子满了，就收手。
他对自己说。
等盒子满了，就收手。不管刘淑珍的房子修没修好，不管郝瘸子给多少钱，都收手。
这像个仪式，像个承诺，像个自我欺骗的借口。
但他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盒子，需要这枚奖章，需要这个“满了就收手”的念头，来让自己还能在镜子里认出自己。
他把盒子放回抽屉最深处。
然后他穿好衣服，洗漱，出门。
天完全亮了。雪后的哈尔滨，白得刺眼。街道上已经有环卫工人在铲雪，铁锹刮地的声音，尖锐，单调。
李向东走到街上，深吸一口气。
冷空气灌进肺里，清醒，刺痛。
他朝郝瘸子那个方向走去。
脚步很稳，一步一步，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要做什么。
他知道今晚，或者明晚，还会有另一个“马老板”，另一家“录像厅”，另一笔带血的钱。
他知道自己会继续做下去，直到那个铁皮盒子装满。
或者，直到自己装满——装满罪恶，装满愧疚，装满再也洗不掉的血腥味。
他抬头，看了看天空。
天空很蓝，蓝得虚假，像一块巨大的、干净的玻璃，盖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
他继续往前走。
身后，雪地上的脚印，很深，很清晰。
但很快，就会被新的雪覆盖，被更多的人踩过，消失不见。
就像他今晚的自我怀疑，明天的自我说服，后天的自我麻木。
都会消失。
最终留下的，只有一个在江湖上讨生活的李向东。
而那个在部队里得过三等功的李向东，那个在红星机械厂擦锅炉的李向东，那个会为了柱子之死失眠的李向东——
正在这场大雪里，一点一点，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