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主角弟弟田埂在《一个女孩的20年》中成为热搜之星？书迷对他的喜爱是源于何处？

我们的相爱，快得像一场梦。甚至没有真实世界里一次指尖的触碰，就隔着冰冷的屏幕，交付了彼此最滚烫的信任与期待。我记不清是怎样一步步从防备走向依赖，从犹豫变成笃定。后来他趁国庆放假开着车从400多公里的家乡来找我。我收到消息后下了班甚至连工作了一天脏兮兮的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奔向他。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本人，他很瘦，穿着牛仔外套抱着一束鲜花，提着蛋糕。他长的不是很好看，带着眼镜。那天我很快乐，我们聊了很多，彻底敞开心扉，他喂我吃蛋糕，我抬头看他，他也看着我。那天晚上我送他到酒店楼下，看着他上楼，他抱着我让我回去。时间很快，他在广州陪了我三天，我请了假我们去了广州塔，去了龙泉公园，也去了广州动物园。他回江西的那天，我隔着车窗和他说让他等我。后来只记得，广州出租屋昏黄的灯光下，手机屏幕成了我唯一的光源，他带着乡音的声音，是疲惫夜晚里唯一的暖流。我们上班偷偷打字，下班视频到凌晨，电量耗尽，就插着充电线继续。仿佛要把错过的时光，和未来可能缺席的陪伴，都压缩进这方寸之间的信号里。爱，在那个逼仄的空间里，野蛮生长，成了我灰暗生活里唯一抓住的、有温度的浮木。

过年回家，我把这段隔着山海的恋情，带回了现实。或许是一种隐秘的宣告，也或许是想给这份虚无缥缈的感情，一个踏实的落地。我们在抖音上官宣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照片。

但我忘了，我的根，扎在江西那片土壤里。那片土壤，不仅长出稻米，也长出口舌、规矩，和明码标价的传统。

父母是在刷抖音时看到的。那一刻，家里的空气凝固了。我没有退缩，迎着他们惊愕、不解、继而涌上怒气的目光，第一次挺直了脊背，清晰地告诉他们：“我喜欢上了一个人，我要和他一起上班。”

沉默，然后是母亲带着哭腔的劝阻，父亲沉闷的吸烟。但他们拗不过我眼里从未有过的、近乎决绝的光。他还是来了，带着他所能预备的全部诚意——不是多么贵重的礼物，是紧张却真诚的言语，是看向我时藏不住的爱意，是对我未来小心翼翼的承诺。他见了我的父母，局促，但诚恳。我以为，石头终于要落下了，那片压着我的、名为“父母反对”的阴云，就要散了。

可我忘了，真正的“大山”，从不只在我们家屋里。

父母去了一趟湖南外婆家。回来时，脸色彻底变了。不再是单纯的担忧，而是一种混合了恐慌、羞耻和不容置疑的强硬。他们说，村里镇里，风言风语传遍了。说女儿在外面自己找了人，不清不楚；说年纪轻轻就谈朋友，不检点；说再不赶紧定下来，名声就坏了，全家都跟着丢人。他们还带回了舅舅的“圣旨”：谈了，就必须马上谈婚论嫁，流程要快，规矩不能错，彩礼……更不能少。

“你还小？”父亲把烟蒂摁灭在水泥地上，声音粗粝，“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淹死我们全家！由得你想不想？”

“我们是为你好！”母亲抹着眼泪，“姑娘家的名声顶要紧！你现在不定下来，以后谁还要你？我们老陈家还怎么在村里抬头？”

那一刻，我站在自家堂屋，听着这些从我最亲的人嘴里吐出的话，像一把把淬了冰的刀子，把我心里那点刚刚燃起的、对自主人生的微弱火光，扎得千疮百孔。我突然感到一种灭顶的恨。不是恨具体的谁，是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恨那些刻在骨血里、代代相传的、无形却坚不可摧的规则。恨“天价彩礼”像一道待价而沽的标签，牢牢贴在我的身上。恨“重男轻女”的阴影，哪怕我付出再多，在“传宗接代”“家族脸面”面前，依然轻如草芥。我更恨自己的无力，我改变不了这环境，改变不了父母被浸泡了半生的思想，我甚至无法让自己彻底逃离。

我不甘心啊。二十年，我循规蹈矩，努力做他们眼里“听话懂事”的孩子。初中毕业就打工，挣的每一分钱，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大半都寄回了家里。我扪心自问，对父母，对家庭，我无愧于心。可我的听话，我的付出，换来的不是理解和支持，而是变本加厉的束缚，是急于将我“合规”处置的焦灼。怕我在外三年不听话，我听了。如今，我只是想选择爱的人，想过自己的人生，怎么就成了大逆不道？

那一夜，我对着手机屏幕那头的他，哭得撕心裂肺。我说我恨，我说我累，我说我不想妥协。他沉默地听着，屏幕那头，他的眼圈也红了。最后，他说：“别怕。我娶你。不管多少，我们一起扛。我来。”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定海神针，稳住了我即将崩溃的灵魂。我想叛逆一回，就这一回。不是为反抗而反抗，是为我自己，为我这被安排、被估价的前二十年，争一个自己选择未来的可能。

他再次来了。这次，带着他的父母，带着更正式的礼节，也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我们两家都需要面对的彩礼清单。谈判是艰难的，空气里弥漫着尴尬、计算和无奈的叹息。他的父母朴实，尽力想满足要求；我的父母在“面子”和“现实”间拉扯。我像个货物，又像个局外人，坐在那里，听着他们讨论我的“价格”，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痛，但心里那簇火，却烧得更旺了。我不再是泥巴箩筐里那个被带来带去的小女孩，也不是流水线上那个麻木的零件。我在为我自己的命运谈判，哪怕筹码是如此不堪。

最终，在一地鸡毛和双方的退让与坚持中，我们订婚了。他给我安排了简单的浪漫仪式，一场家宴，和交换的信物。我戴着那枚不算昂贵、却象征着他全力的戒指，看着堂屋正中褪色的“天地国亲师”牌位，心里一片苍凉的平静。

这不是胜利，甚至不是妥协。这是一场献祭。我以我的爱情，以我们对未来生活的共同期许为祭品，献给了名为“乡俗”与“父母之命”的神坛。我们得到了在一起的“许可”，却背上了更沉重的负担——一笔需要我们用许多年去偿还的债务，和两个家庭之间，那微妙难言的心结。

订婚宴散场，喧嚣退去。他握着我冰凉的手，开车送我们回家。我看向门外漆黑的夜色。路还长，但我们终于可以并肩走了。哪怕脚下荆棘密布，身后目光如炬。我用了二十年学会听话，如今，我要用余生，学会如何带着镣铐，走出自己的路。那一年，我二十岁，以身为薪，点燃了属于我自己的、微弱却不肯熄灭的火把。火焰摇曳，映亮前路，也灼痛着自己。但，我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