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达厂的汽笛声穿透晨雾时，黄欣正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那道裂缝从西北角延伸到中央，像一道黑色的、静止的闪电。父亲三年前就说要补，他应了，但一直没动。有些瑕疵的存在反而让人心安——它提醒你，完美只是个传说，生活的本质就是不断修补。
他翻身下床。赤脚踩在水泥地上，凉意从脚心窜上来。推开窗，河面的雾气正缓缓上升，带着化工品特有的、微甜的铁锈味。远处，固达厂烟囱吐出的白烟在晨光里拉成细长的、渐渐消散的线。
衣柜前，他犹豫了。深蓝色工装挂在左边，洗得发白但熨得笔挺；右边是昨天穿过的那件格子衬衫，袖口的水渍已经干了，留下一圈淡淡的黄印。
最后他选了工装。
布料摩擦皮肤的触感很熟悉，像第二层皮肤。他一颗颗扣好纽扣，从领口到衣摆，每一颗都扣得严丝合缝。镜子里的男人三十六岁，眼角有细纹，鬓角开始掺杂白发，但脊背挺直——这是父亲教的，黄建国说，维修工可以手上沾油，但腰杆不能弯。
下楼时，母亲正在厨房煎蛋。油锅滋滋作响，蛋清边缘焦黄卷曲。父亲坐在八仙桌旁看报，老花镜滑到鼻尖。这个画面重复了三十年，像一张磨损的老唱片，每一道划痕都在固定的位置。
“今天礼拜六，厂里不是没班？”母亲头也不回。
“二车间的输送带该换了。”黄欣坐下，“预报说下周有雨。”
母亲转过身，手里握着锅铲。她看了儿子一眼，那目光像在检查一件出了微妙故障的器具——不是坏了，只是运转的声音和平时不太一样。
“你王阿姨昨天又来了。”她说，把煎蛋盛进盘子，“说她侄女下周三回来，在市医院当护士，二十八岁，没谈过……”
“妈。”黄欣打断她。
沉默。只有煎蛋在盘子里微微收缩的声音。
父亲从报纸上抬起眼睛：“见一面又不会少块肉。”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那你想谈什么？”父亲放下报纸，“你都三十六了，黄欣。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大姐都上小学了。”
黄欣低头喝粥。粥很烫，烫得舌尖发麻。他想起昨晚金陵舞厅里那些女人的脸——浓妆，假睫毛，亮晶晶的唇彩。她们不会问“你多大了”，不会问“为什么还不结婚”，她们只问“跳吗？二十一首”。
“我吃好了。”他推开碗。
出门时，铃木豪爵的发动机在清晨的空气里轰鸣。他骑得很慢，车轮碾过振兴路上积水的小坑，溅起细小的水花。路过李想家时，他下意识地抬头——三楼窗户拉着厚厚的窗帘，后面那个年轻人的世界，对他来说陌生又熟悉。
李想，二十九岁，机械制图师。黄欣对他的了解大多来自母亲的转述：“老李家那小子，又在相亲时把人家姑娘气跑了。”“听说这次是个小学老师，人家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他说想开游戏工作室。”“他爹妈现在出门都低着头，村里人背后指指点点……”
车轮驶过振兴大桥时，黄欣看见了李想的父亲。老人蹲在桥头修自行车，背影佝偻得像只煮熟的虾。黄欣放慢速度，想打个招呼，但最终还是拧了油门加速通过——有些尴尬，你明知它在，却不知如何触碰。
固达厂门口的光荣榜又更新了。他的照片还在，但位置又往旁边挪了一点，给新评上的“青年标兵”让位。照片里的他严肃，拘谨，像一张过度曝光的底片。
维修车间里，输送带已经拆了一半。黄欣换上工作服，拿起工具。扳手咬合螺栓的声音清脆，在空旷的车间里回响。他喜欢这声音——确定，实在，每一次拧紧或松开，都有清晰的反馈。
上午十点，车间主任老陈进来了。
“黄工，有个急活儿。”老陈递过一张图纸，“技术科刚送来的，新生产线安装图，有几处尺寸对不上，你帮着看看？”
黄欣接过图纸展开。是一套自动化拉丝机的安装图，线条密集，标注繁杂。他扫了一眼，立刻看出问题——基座固定孔的位置和地面预埋件对不上，偏差三毫米。
“谁画的图？”
“李想。”老陈说，“就是南岸老李家那小子，新招的制图员。”
黄欣的手指在图纸上停顿。那三毫米的偏差很微妙，不是外行能看出来的，但足以让整条生产线安装时卡壳。他想起李想家三楼常年亮着的灯，想起那些关于他相亲失败的传闻，想起桥头老人佝偻的背影。
“我改一下。”他说。
“麻烦了。”老陈拍拍他的肩，“那孩子……心思不在工作上。”
中午，黄欣没去食堂。他拿着图纸和工具箱，走到车间角落的工作台前。台灯打开，光线在图纸上投下圆形的光斑。他拿出计算尺、三角板、绘图铅笔——这些是父亲传下来的工具，木质的尺身被手汗浸得温润。
他开始改图。先擦掉错误的标注，重新计算，再画上正确的尺寸线。铅笔在硫酸纸上沙沙作响，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车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改到一半时，手机震了。是周一飞。
“在干嘛？”
“上班。”
“周日我生日，苏州，来不来？”
“看情况。”
黄欣放下手机，继续画图。但心思已经乱了。铅笔尖在纸上戳出一个小洞，很细微，但破坏了一张图纸的完整性。他换了一张新纸，重画。
这次画得很慢。每一条线都反复测量，每一个尺寸都双重核对。当最后一条辅助线完成时，图纸完美了——所有尺寸都对得上，所有接口都严丝合缝，像一个精心设计的机械宇宙，每一颗螺丝都有它确定的位置。
可他知道，真实的世界不是图纸。
下午三点，他拿着改好的图去技术科。办公室在三楼，走廊里很安静，只能听见打印机吞吐纸张的机械声。李想的座位在靠窗的位置，桌上堆着高高的图纸，电脑屏幕亮着，是CAD软件的界面。
年轻人背对着门，戴着耳机，肩膀随着某种节奏微微晃动。黄欣走近，看见屏幕上是半张没画完的装配图——线条凌乱，标注随意，像一张心不在焉的脸。
他敲了敲桌子。
李想猛地转身，耳机扯下来。那是一张苍白的脸，眼睛下有浓重的黑眼圈，嘴角还沾着泡面汤的油渍。看到黄欣，他愣了一下，随即认出这是父亲常提起的“北岸的黄师傅”。
“黄……黄工？”
“图有问题。”黄欣把改好的图纸铺在桌上，“基座孔位偏了三毫米。”
李想的脸色更白了。他凑近看，手指在图纸上颤抖：“我……我核对了三遍……”
“你核对的是数字，不是空间。”黄欣指着图纸，“三毫米在纸上就是个点，但在车间里，是装不上和装得上的区别。”
年轻人沉默了。他盯着图纸，眼睛渐渐发红——不是要哭，是长期盯着屏幕的那种充血。
“对不起。”他小声说。
“对不起没用。”黄欣的声音很平静，“机器不会听你道歉。错了就是错了，得改。”
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讲解改图的思路。从哪里开始检查，用什么方法验算，如何避免这类错误。李想起初低着头，后来慢慢抬起眼睛，目光在图纸和黄欣的手指之间来回移动。
讲完时，窗外已经响起下班的汽笛。
“懂了？”黄欣问。
“懂了。”李想点头，然后犹豫了一下，“黄工，你……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的？”
黄欣收拾工具，没抬头：“我修了七年机器。见过太多因为三毫米误差导致的故障——轴承过热，皮带跑偏，齿轮断齿。每一个小错误，最后都会变成大问题。”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住。
“你爸，”他说，“昨天在桥头修自行车。”
李想的身体僵住了。
“车轴断了，他蹲在那儿修了一下午。”黄欣转过头，“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太沉迷于画图纸，却忘了怎么修真正的东西。”
说完，他推门离开。
走廊里，夕阳从西窗斜射进来，把一切都染成暖金色。黄欣走得很慢，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晰的回响。他想起父亲——那个修了一辈子机器的老人，现在每天蹲在院子里修些小东西：邻居的自行车，母亲的缝纫机，甚至孙子摔坏的玩具。他说，手艺人不能闲着，手闲着，心就慌了。
走到厂门口时，他看见了李想的父亲。老人推着修好的自行车，正往桥上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像一条试图连接两岸的、疲惫的桥。
黄欣骑上铃木豪爵，但没有立刻回家。他拐了个弯，驶向镇子西边的废弃厂区。这里曾经是国营纺织厂，九十年代倒闭后，厂房一直空着。红砖墙上爬满爬山虎，窗户玻璃碎了大半，像一双双空洞的眼睛。
他把车停在一栋厂房前，推开锈蚀的铁门。里面空旷，昏暗，只有从破屋顶漏下的几束光柱，光柱里尘埃飞舞。地面堆积着厚厚的灰尘和杂物——生锈的机器零件，朽烂的木箱，还有不知是谁留下的、半瓶凝固的机油。
他走到厂房中央，站定。这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还有河面上拖船的汽笛，但都模糊得像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他闭上眼睛。黑暗中，那些画面又出现了——金陵舞厅旋转的彩灯，黏腻的音乐，浓烈的香水味。还有那些女人的眼睛：空洞的，疲惫的，明码标价的。
然后他想起李想苍白的脸，想起老人佝偻的背影，想起父亲说“你都三十六了”，想起母亲欲言又止的眼神。
这些画面交错，重叠，像一张曝光过度的底片，什么都看不清，又什么都存在。
手机震了。他逃出来，是母亲。
“晚上回不回来吃饭？你爸买了你爱吃的鳊鱼。”
“回。”
“那早点回来，鱼要现蒸才好吃。”
他回复“好”，然后靠着墙坐下。灰尘扬起，在光柱里疯狂旋转。他点燃一支烟——很少抽，但工具箱里总备着一包，父亲说，维修工有时候需要靠这个提神。
烟很呛。他咳嗽了几声，眼泪都出来了。透过模糊的视线，他看见对面墙上还留着当年的标语：“大干一百天，为四化做贡献”。红漆已经斑驳，但字形还在，倔强地证明着某个时代曾经存在过。
一支烟抽完，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空旷的厂房。夕阳正从破窗户射进来，把一切都染成血色。
他突然想起，父亲就是在这个厂认识的母亲。那是1978年，父亲是维修工，母亲是挡车工。一次机器故障，父亲去修，认识了正在哭鼻子的母亲——她的纱锭全乱了，要扣工资。父亲帮她把纱锭理好，还替她背了锅。
“就这么简单。”父亲每次讲起都这么说，“看见她哭，心疼了，就帮了。帮了，就认识了。认识了，就结婚了。”
简单。直接。没有图纸，没有计算，没有三毫米的精确误差。
铃木豪爵发动时，天已经快黑了。他骑得很慢，让夜风把身上的烟味吹散。路过天宝大酒店时，霓虹灯刚刚亮起，“欢迎光临”四个字循环滚动，像某种永恒的邀请。
回到家时，鱼已经蒸好了。葱油的香气弥漫整个堂屋。父亲在摆碗筷，母亲在盛汤。一切如常，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饭桌上，父亲问：“图纸改好了？”
“改好了。”
“老李家那小子，听说又闯祸了？”
“小问题。”
“不小。”父亲摇头，“听说他在村里名声坏了，相亲相一个崩一个，他爹妈现在出门都绕道走。”
黄欣夹了一筷子鱼。鱼肉很嫩，刺不多。
“你王阿姨说，她侄女下周三回来。”母亲旧话重提，“就见一面，吃个饭，不行就算了。”
“我周日要去苏州。”黄欣说，“周一飞生日。”
“去几天？”
“一两天吧。”
沉默。只有咀嚼的声音。
“也好。”父亲终于说，“出去走走，看看阿飞现在过得怎么样。”
“他过得很好。”黄欣说，“开雷克萨斯，住苏州，孩子上私立幼儿园。”
父亲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那眼神黄欣懂——那不是羡慕，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像在问：“那你呢？”
饭后，黄欣帮母亲洗碗。水很热，洗洁精的泡沫在手上堆积，又被水流冲走。母亲忽然说：
“你李叔今天来找你爸了。”
“什么事？”
“说想请你帮个忙，给李想介绍个对象。”母亲的声音很低，“说村里人现在说话难听，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听着难受。”
黄欣手里的碗滑了一下，差点摔了。他抓紧，冲掉泡沫，放进沥水架。
“我怎么介绍？”他说，“我自己都……”
后半句没说出口。但母亲懂了。她接过碗，用干布擦拭，动作很慢，很仔细。
“有时候我在想，”她说，“是不是我们这代人把你们逼太紧了？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好像少一步，人生就不完整了。”
黄欣转头看她。母亲低着头，白发在灯光下很明显。她今年六十二了，背开始弯了，手上满是老年斑。
“妈，”他说，“我不急。”
“我知道。”母亲把擦干的碗放进碗柜，“可是欣啊，妈怕。怕哪天我跟你爸走了，这院子里就剩你一个人。早上没人叫你吃饭，晚上没人给你留灯。那得多冷清啊。”
这话像一根细针，扎进心脏最柔软的地方。黄欣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拧紧了水龙头。
回到房间，他打开电脑。搜索“苏州 生日聚会 场所”。跳出很多结果：高档餐厅，私人会所，KTV，酒吧。他一个个点开看，图片里的灯光都很暧昧，人们的笑容都很标准。
然后他点开周一飞的朋友圈。最新一条是两小时前发的，照片是在某个工地，他戴安全帽，指着图纸，旁边围着一群人。配文：“又一个项目启动，压力山大。”
再往下翻，是三天前：深夜的办公室，泡面，电脑屏幕上是复杂的电路图。“连续加班第三天，想念家里的床。”
再往下，是一周前：医院，父亲躺在病床上，他坐在床边削苹果。“老爸手术顺利，感恩。”
黄欣关掉页面。打开CAD软件，开始画一张新图——是帮镇上幼儿园设计的游乐设施改造方案。滑梯的角度，秋千的高度，沙坑的边缘……每一条线都要精确，因为涉及孩子的安全。
他画得很专注。时间一点点流逝，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深。画到一半时，手机震了。
是李想。
“黄工，图纸我重新画好了，发你邮箱了。谢谢今天的指点。”
后面跟着一个鞠躬的表情。
黄欣点开邮箱，下载附件。图纸打开，这次完美了——线条清晰，标注准确，所有尺寸都对得上。他在回复框里打字：“很好。下次注意。”
发送前，他又加了一句：“周日我要去苏州，如果你有空，可以来车间看看真机器。图纸画得再好，也要知道实物长什么样。”
几乎是秒回：“有空！谢谢黄工！”
黄欣放下手机，继续画图。但心思已经飘远了。他想起李想苍白的脸，想起年轻人眼睛里那种混合着羞愧和渴望的光，想起桥头老人佝偻的背影。
然后他想起自己。三十六岁，未婚，每天骑着铃木豪爵穿过镇子，在固达厂拧螺丝，回家吃饭，睡觉，第二天重复。像一张无限循环的图纸，每一笔都精确，但永远画不出框外。
他停下手，靠在椅背上。台灯的光在图纸上投下温暖的光晕，但他的手指冰凉。
窗外传来摩托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大概是夜班的工人换班了。远处，固达厂的机器声隐约传来，低沉，持续，像这座镇子永不停止的心跳。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河对岸，李想家三楼的灯还亮着——淡蓝色的光，是电脑屏幕的。而更远处，天宝大酒店的霓虹在夜色里闪烁，像一个遥远的、不真实的梦。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周一飞。
“周日晚上七点，苏州工业园区希尔顿酒店。穿正式点，有几个重要朋友。”
后面跟了一个房间号。
黄欣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下：“好。”
发送。
然后他关掉手机，关掉电脑，关掉台灯。黑暗瞬间吞没房间，只有窗外透进的些许月光，勾勒出家具模糊的轮廓。
他躺到床上，闭上眼睛。但黑暗中，那些画面又出现了——旋转的彩灯，黏腻的音乐，浓烈的香水味。还有周一飞的话：“在这里，所有人都明码标价。”
然后他想起母亲的话：“怕哪天我跟你爸走了，这院子里就剩你一个人。”
两股力量在黑暗里拉扯。一股往下拽，拽向那些黏腻的、明码标价的深渊；一股往上拉，拉向那个温暖的、有鳊鱼和蒸气的家。
他就悬在中间，像一张没画完的图纸，线条凌乱，找不到基准点。
远处传来狗吠，一声，两声，然后沉寂。
固达厂的夜班机器还在运转，声音低沉，持续，像某种古老的、无法挣脱的宿命。
而黄欣就在这声音里，睁着眼睛，直到凌晨第一缕光，开始从窗帘缝隙渗进来。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