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达钢丝绳厂的汽笛在清晨六点准时响起。
第一声悠长，像一头巨兽在河岸边伸懒腰。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一声比一声急促，催着工人们从镇子的各个角落涌向厂门。黄欣的铃木豪爵此刻正停在人民桥下的兰州拉面馆门口，发动机熄了火，但金属部件还在微微震颤，像一匹刚跑完短途、喘息未定的马。
“老样子？”拉面馆老板隔着蒸腾的白雾问。
黄欣点头。他坐在靠门的位置，这个座位能看到整条人民路——对面的天宝大酒店还没苏醒，霓虹招牌在晨光里黯然失色；卖烤鸡腿的摊子刚支起来，炭火还没烧旺；早市的摊贩正把货物从三轮车上卸下，白菜、萝卜、活鱼在塑料盆里溅起水花。
这就是他生活了三十六年的镇子。一切都有刻度，有节奏，像父亲工具箱里那些按毫米排列的套筒扳手，每个尺寸都在它该在的位置。
拉面端上来了，清汤，细面，多葱花，加一颗卤蛋。黄欣低头吃，听见邻桌两个固达厂的老工人在聊天：
“……三车间的拉丝机又坏了。”
“正常，那机器比咱们岁数都大。”
“听说要换新的，德国进口。”
“进口的咋了？坏了还不是得人来修。”
黄欣没抬头，但嘴角微微牵动。这话父亲也说过。黄建国在固达厂干了三十八年，退休前是维修班班长，车间里每台机器他都摸过。老头儿常说，机器不分贵贱，会伺候的就是好机器。
吃完面，七点二十。黄欣扫码付钱，推开玻璃门。早晨的空气里有河水的腥味、煤烟味，还有烤鸡腿摊子飘来的第一缕焦香。他跨上摩托车，打火，铃木豪爵发出一声满足的轰鸣。
振兴路上的早市正热闹。卖菜的吆喝声、三轮车的喇叭声、讨价还价声混成一锅粥。黄欣骑得很慢，车轮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留下浅淡的痕迹。他看见母亲常光顾的那个豆腐摊前已经排了队，卖豆腐的老太太认得他，远远地朝他点头。
他也点头回应，然后拧动油门，加速穿过这片喧嚣。
固达厂的大门就在前方。灰色的砖墙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刷的“安全生产”标语已经褪成淡淡的影子。黄欣在门口停下，摘下头盔。保安亭里的老张探出头：
“黄工，今天不是休息？”
“二车间的输送带该换了。”黄欣说。
“跟你爹一个样。”老张笑了，“闲不住。”
是啊，闲不住。黄欣把车停进车棚，走向维修车间。铁门推开时，那股熟悉的气味——金属、机油、橡胶，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铁锈味——像老朋友一样拥抱了他。
他的工具箱立在墙角，父亲的那套扳手摆在最上层。黄欣拿起24毫米的那把，手柄上的包浆已经被磨得温润如玉。七年前父亲退休那天，把这套工具传给他时，只说了一句话：
“手要稳，眼要毒，心要静。这三样有了，吃技术饭就饿不死。”
黄欣做到了。七年，他没出过一次事故，没耽误过一次抢修。车间主任说他是“定海神针”，年轻人叫他“黄师傅”。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稳”和“静”是怎么来的——是把所有多余的情绪，像拧螺丝一样，一圈一圈拧紧，直到再也感觉不到松动。
上午九点，他开始换输送带。机器停转了，车间里安静得能听见轴承冷却时的细微“咔哒”声。黄欣趴在地上，用撬杠一点点把旧皮带剥下来。橡胶已经硬化，表面布满细密的裂纹，像老人手背上的青筋。
手机在工具箱里震动。
他没理，专心对付一颗锈死的螺栓。先用柴油浸润，再用锤子轻敲，最后上扳手——逆时针，缓慢而坚定地旋转。铁锈簌簌落下，螺栓松动了，发出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
手机又震了。
黄欣爬出来，用棉纱擦手，然后掏出手机。是周一飞。
“晚上七点，天宝大酒店门口见。穿像样点。”
他盯着这条消息。窗外，车间窗玻璃上倒映着他的脸——三十六岁，眼角有了细纹，鬓角开始掺杂白发。他想起上周母亲小心翼翼地问：“你王阿姨有个侄女，在小学教书，要不要见见？”
他当时说：“再说吧。”
现在他看着手机屏幕，指尖悬在键盘上方。周一飞是他的发小，也是他现在和“外面世界”为数不多的连接点。这个在苏州做变压器生意的男人，开雷克萨斯，抽中华烟，说话时总带着一种看透一切的疲惫感。
黄欣最终回了一个字：“好。”
发送成功后，他把手机调成静音，塞回裤兜。弯下腰，继续对付下一颗螺栓。
下午五点，下班汽笛响起时，输送带已经换好了。新皮带是黑色的，橡胶味很浓，在黄昏的光线里泛着健康的光泽。黄欣收拾工具，洗手，关灯。
走出车间时，晚霞正把固达厂的烟囱染成橙红色。他骑上铃木豪爵，驶出厂门。振兴路上的早市早已散场，留下满地的菜叶和污水。烤鸡腿的摊子前排起了队，炭火烧得正旺，油脂滴在火上，炸开一朵朵细小的、转瞬即逝的金色火花。
路过人民桥时，他停下，看向桥下的兰州拉面馆。老板正在收拾，把板凳一张张倒扣在桌上。这个动作如此熟悉，熟悉到让人心安——明天清晨六点，这些板凳又会放下，面条又会下锅，汽笛又会响起。
一切都会按照刻度继续。
黄欣拧动油门，铃木豪爵载着他驶向家的方向。他不知道的是，今晚七点在天宝大酒店门口，当周一飞那辆雷克萨斯的车门关上时，他生活里那些精确的刻度，将开始出现第一道微不可察的裂痕。
而现在，夕阳正沉入固达厂冷却塔的背后，把整个镇子浸泡在一种温暖的、琥珀色的光线里。河面上的油膜反射出最后一点破碎的光，然后，夜晚就要来了。